为泄私愤，多地湖北咸宁市嘉鱼县人社局干部邓某诬陷22名党员领导干部，为被诬告被刑拘；为阻碍学校整合改革工作，干部商洛市某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克山县某中学原校长丁某某诬陷他人买官卖官、正名大肆敛财，多地被行拘5日，为被诬告受到撤销党内职务、干部政务撤职处分......

　　近段时间，正名湖北、多地黑龙江、为被诬告海南等多地密集通报多起诬告陷害和澄清正名典型案例，干部为受到不实举报的正名党员干部澄清正名。

　　在受访专家看来，多地随着反腐败工作的为被诬告推进，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干部商洛市某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为被诬告的党员干部澄清正名已成为纪检监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也是为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撑腰、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必要之举。

资料图：浙江省安吉县纪检监察干部在溪龙乡开展“澄清正名和打击诬告”专题宣传活动。图片来源：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 殷兴华 摄

　　多地通报诬告陷害典型案例

　　2022年11月至2024年8月，嘉鱼县人社局干部邓某捏造事实，撰写举报信30余封，匿名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反映嘉鱼县22名党员领导干部贪污、受贿、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等问题。

　　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纪检监察机关将涉嫌诬告陷害问题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后采取会议澄清的方式为受诬告的22名党员干部澄清正名。

　　这是不久前，咸宁市纪委监委通报的7起诬告陷害和澄清正名典型案例中的一起。

　　常态化通报诬告陷害和澄清正名典型案例，已成为多地纪委监委向诬告陷害行为亮剑的做法。

　　记者梳理近期相关通报发现，失实检举控告原因多种多样。有的为逃避罪责，诬告办案人员；有的因个人不合理诉求未被满足，发泄私愤；有的通过捏造事实制造网络舆情，借机敲诈勒索......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在接受中新网采访时指出，诬告陷害最大的危害是破坏政治生态。不仅浪费监督执纪资源，也会导致一些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的党员干部变得畏手畏脚，挫伤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资料图：浙江省失实检举控告澄清正名发布会现场。浙江省纪委供图

　　严惩诬告陷害行为

　　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部署，加强诬告行为治理，对失实检举控告及时予以澄清，向诬告者亮剑、为干事者撑腰。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黑龙江、浙江、广西等多地纪委监委都制定了查处诬告陷害行为的实施办法，对诬告陷害行为认定、责任追究等作出细致规定。黑龙江、湖北等省份还开展了惩治诬告陷害行为专项治理。

　　庄德水认为，整治诬告陷害行为的难点在于查处成本高，这也是此类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我们只看到了案例通报，其实在通报背后，纪检监察部门、司法部门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庄德水介绍，启动诬告陷害的调查程序有一定标准，而且从法律上界定诬告陷害要有非常充分的证据，取证、核查的时间成本也较高。这种情况下，部分不实举报者就会存在侥幸心理。

　　在他看来，诬告陷害是一种严重的恶意举报，不同于错告、不实举报。诬告陷害与错告、不实举报在表现形式上有一定的相似性，实践中要注意对二者进行区分。在加大惩处诬告陷害行为力度的同时，重在从源头上制止、惩治恶意举报行为，将这些行为也纳入到党纪的规范中来，作为对党员干部日常品行的一种考察。

　　澄清、正名、保护

　　对于被诬告者而言，真相未明前的舆论可能带来无形的压力，损害其声誉，挫伤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资料图：1月6日，云南省瑞丽市法院召开失实检举控告澄清正名会，对2名法官的失实举报情况进行了公开澄清。图片来源：瑞丽市人民法院官网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近日刊发题为《向诬告者亮剑 为干事者撑腰 树立激浊扬清鲜明导向》的文章，文章称，诬告陷害行为扰乱信访举报秩序、影响当地政治生态，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坚持将澄清正名与查处诬告陷害工作有机衔接、一体推进。

　　“查处诬告陷害是从负向功能的角度去制止违法行为，与此同时，要从正向功能的角度去实施澄清正名、容错纠错，让这些正反向制度形成一个体系才行。”庄德水分析道。

　　近年来，澄清正名工作在摸索中推进。各地通过发布相关规范性文件、召开澄清正名会等，稳妥有效地为受到不实举报的干部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庄德水认为，目前，澄清正名工作尚未完全制度化、常态化，澄清正名的范围和标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太好把握。保护干部同样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一项工作，纪检部门只有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真正为实干者撑腰，才能让澄清正名、容错纠错制度落到实处。

　　编辑：韩娇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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